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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透析长达9年，1000多次的针刺，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。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，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，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。一个星期3次，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，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。

    这非人的折磨便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。

    1974年，史铁生为了生计，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。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，也没有任何劳保，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，有时还画彩蛋，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。

    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，每天只干半天，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，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。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。由于体力的原因，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，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。

    1979年，由于下肢麻痹、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，不得不造漏排尿。紧接着，由于肌肉萎缩，血液循环受阻，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，褥疮发作，前景是败血症。1986年，前列腺引起的疼痛，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。

    冬天，他那毫无知觉的腿，经不起寒冷，如果冻了，就有坏死的可能;夏天，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，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。

   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1980年，他创作出的小说《我们的角落》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，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;1983年，他创作的小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获本年度“青年文学奖”和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。

    1984年，他的作品《奶奶的星星》又获该年度“作家文学奖”和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;他的小说《命若琴弦》还被改编成电影《边走边唱》，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    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，总有人劝他“要乐观些，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”诸如此类的话语。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。

    史铁生心里说：“开玩笑，你们说的轻松，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。”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，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。他想：“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，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，我也不想再活了。”

    当时，大夫告诉史铁生，他的病如果是肿瘤，可能还有的救，否则，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，一个是肿瘤的“瘤”，另一个字就是“死”。

    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，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，或许就能成真，不管是肿瘤还是死，都好。到后来，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，他就只写一个字了：“死”。

    从史铁生患病开始，病魔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，他一直和病魔作斗争，一直在坚强地活着。并且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写作爱好。

    程小琪给李嘉楠讲着史铁生的故事，她忘记了今天是嘉楠第一次穿假肢的日子。在她故事讲到一半时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该不该、有没有必要浪费这第一天时间来给嘉楠讲故事。她心里马上就有了答案，当然应该，当然有必要。与其让嘉楠心里怀着胆怯训练，倒不如彻底打败心里的恐惧，全身心地投入训练。

    她曾经有过案例，有一个训练者原先害怕训练，每天训练都希望早些结束，但他却感觉一分钟足有一小时那么长，他非常痛苦。过了一个月，他像是觉悟了，如饥似渴地训练，每天安排的时间都不够他练习的。当训练结束，他总是说：“还没到时间吧？我怎么感觉上半场时间都还没到啊？”

    想到这些，程小琪便决定了，她要给嘉楠讲故事，她也希望嘉楠彻底觉悟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训练。因为她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对她说：“你是对的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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